1851年01月11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202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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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1月11日(农历1850年12月10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1851年1月11日,两万多名头裹红巾的男女农民、手工业工人,聚集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在欢呼声中庄严宣布举行起义,起义军建国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满清王朝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领导者是洪秀全,他从1845年起用了5年时间,就在广西、广东建立了几十个大小据点,发展到数万人。 1850年7月,洪秀全认为起义形势已经成熟,于是向各地会众发布了向金田村集中的总动员令。 1851年1月11日(旧历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的生日,金田起义因势爆发。 洪秀全颁布了5条军纪,要求太平军严格遵守:(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5条军纪虽然简明,但对增进太平军的团结和加强战斗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开始,它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序幕。 太平军为建立自由幸福的理想天国,转战几千里,攻克了600多座城镇,席卷了半个中国,创下了我国历史上农民政权大旗14年不倒的最高纪录。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终归失败,但它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使其迅速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不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深远,它不仅鼓舞了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如孙中山就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命;而且对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东学党)都有过思想影响。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的“金田起义”的大型浮雕,供人们瞻仰的同时,也展示着它的历史意义。 延伸阅读: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东方教友”太平天国 清末时,西方传教士赶着毛驴,和中国向导一起到乡下传教。 咸丰帝所统治的帝国,既要面对未来的压力,其内部的反抗者也具有新的特色。太平天国,是近现代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其具有新旧交融的特色,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给旧式的反抗者领袖提供了新的口号,而西方世界面对这样一群东方的“教友”,亦带着困惑和好奇,不安地观察着。 陶短房 尽管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和中英、中法间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清廷于道光廿六年(1846)正月(1月25日)下诏正式弛禁天主教,和天主教同源的新教各教派也同时利益均沾,从而结束了自康熙朝起,长达120年的教禁。但由于传统观念和历史惯性,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即便在进入很早、基础较深厚的华南,甚至开放程度最高的广州,普通中国人信教也会遭到周围同胞的孤立、歧视,士大夫阶层就更不用说了(伦敦布道会记载,他们在上海九年才发展了21个中国信徒)。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各派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笔记、报道中谈及传教之艰难,他们不得不采用诸如免费医疗、甚至给信教者并参加教会工作者提供工资等办法拓展信众,如后来做到美国政府驻华首席代表的伯驾(Peter Parker),当时就是住在广州的“医疗传教士”。其中一些较有胆识和创意者,则另辟蹊径,借鉴华南盛行的地下社团方式,试图向内地、向社会底层扩展,如著名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新教荷兰布道会),在1844年开始建立“汉会”,通过这个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以中国人向中国人布道的团体,向南中国各内地城乡扩张,汉会自己在香港公布的报告称,1845年该会有会众210人,1849年有1800人,在两广地区1846年起就有13个“会”,其中广东7个(广州、肇庆、潮州、韶州、高州、廉州、雷州),广西6个(桂林、柳州、梧州、浔洲、南宁、太平)。 拜上帝会源自“汉会”? 最早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是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1年3月的报道,这引发了各派基督教传教士的浓厚兴趣。5月23日该报援引传闻,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后裔,信奉基督教,正在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和寺庙,并评述称“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靠性,但也不排除清廷构陷可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会被普遍认为是汉奸”。当时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iams)主办的澳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基督教色彩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研究,并根据内地信徒的道听途说,作出“造反者可能是"汉会"信徒”的结论。 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汉会”的秘密社团色彩,及其在广西、广东的活跃,但这一结论并不确切:拜上帝会的基督教渊源,是《劝世良言》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前者系中国籍信徒梁发所编,梁发受洗于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后者系伦敦传道会教士,属于新教公理宗,罗孝全则是新教浸信会教士,并和梁发等联合创办过中国本土化教会“广东施蘸圣会”。事实上,别出心裁的拜上帝会如果硬要和基督教“攀亲”,则应牵扯到上述两个历史悠久、偏新教保守派的教会。不过太平军中的确有一些“汉会”信徒,如本属天地会系统、生前最高做到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和后期封为顾王、东方主帅的吴如孝。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向中国腹地蔓延,饱受中国社会排斥、封闭之苦的西方传教士对这个“基督教运动”逐渐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破清廷朝野对“洋教”明弛禁、暗排斥的桎梏。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 传教士的“单相思” 在这期间,并非没有较准确的信息。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1852年10月6日曾致书新教华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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