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韩熙载（902年—970年）字叔言，五代十国时南唐宰相，青州(山东北海)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逃离中原南奔,南唐李昪（biàn）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时，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
　　交泰元年（958年）货币贬值，提议铸铁钱，提高币值。一枚新大钱，当十枚旧钱；一枚新小钱，当二枚旧钱。仿“开元通宝”规格，徐铉为书篆文。新钱铸成，广为流通。韩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后升任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承旨。
　　韩熙载博学，善文，史称“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工书法，与徐铉齐名。性格放荡蓄有爱妓王屋山。卒后追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文靖”。有《定居集》、《拟议集》(已佚)、《格言》50余篇。
　　生平
　　早年
　　韩熙载，其祖先在先秦时期居于南阳，即今河南济源县、淇县之间，春秋时属于晋国。晋末为避战乱，迁居到昌黎（今辽宁义县）。昌黎韩氏在唐代曾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即著名大诗人韩愈，遂使昌黎韩氏声名远播，也使许多韩姓之人都以出自昌黎为荣，加之韩熙载与韩愈很可能出自同一远祖，于是后人好事者，便称其为昌黎人了。
　　至少在唐朝后期，韩熙载家已经迁到了北海。其曾祖父韩钧，担任过太常卿；祖父韩殷，任侍御史；父韩光嗣，任秘书少监、平卢观察支使。不过韩熙载的曾祖、祖父似乎没有多大的作为，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他的父亲韩光嗣虽然也没有多少作为，却被卷进了一场兵变，并且导致了韩熙载不得不南迁江南，以避祸乱。
　　韩熙载的家当时在五代的后唐统治之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邺都发生兵变，后唐庄宗命宿将李嗣源率大军征讨，不料李嗣源的军队也发生兵变，与邺都乱兵联合，拥立李嗣源为主。
　　李嗣源即皇帝位，即后唐明宗。唐明宗任命王公俨为登州刺史，另行任命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王公俨借口将士挽留，拒不前往登州上任。霍彦威率大军进屯淄州，准备进攻青州，王公俨自知不敌，心中畏惧，才勉强前往登州。这年七月，霍彦威进驻青州，并派兵追赶王公俨，将他杀死。参与此事的其他将士也同时被斩，其中包括韩熙载的父亲韩光嗣。
　　韩熙载自幼勤学苦读，后又隐居于中岳嵩山读书，大约二十岁时游学于洛阳，并且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此时其年龄大约在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之间。韩熙载在后唐同光年间考中进士后是否担任过官职，史书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不久就发生了其父被杀的事件，并且诛连到整个家族，迫使韩熙载不得不逃离中原。
　　韩熙载伪装成商贾，经正阳渡过淮河，逃入吴国境内。韩熙载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李谷是汝阴人，颍州的治所就在汝阴（今安徽阜阳），而淮水的重要渡口正阳镇就在颍州颍上县境内的淮河岸边的颍水入淮处，其对岸便是吴国疆土，交通十分便捷。
　　关于韩熙载与李谷之间还有一段佳话广泛流传。据说韩熙载与李谷在正阳分手时，两人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笑着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也有人说这些话是他们后来在书信来往时说的。后来周世宗果然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坎坷宦途在南唐
　　吴睿帝顺义六年（926年）七月，韩熙载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吴国的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为了获得吴国的接纳，他首先向吴睿帝杨溥上了一个《行止状》，类似于投名状，即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投吴原因以及平生志愿等情况，使对方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篇《行止状》至今尚存，《江表志》一书全文收录，后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写得文采斐然，气势恢宏。虽然是请求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行状，却丝毫没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显得气势如虹，畅述平生之志。
　　文章开头用简短的文字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然后笔锋一转，便说“某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意在说明帝王选贤用能的重要性，然后便开始介绍自己的才学，“某爰思幼稚，便异诸童。竹马蒿弓，固罔亲于好弄；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但励志以为文，每栖身而学武。得麟经于泗水，宁怪异图；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战”。说自己从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儿童，不贪玩耍，励志读书习武，胸藏文韬武略，“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还说自己能“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韩熙载在青年时确有傲视天下之才，胸怀远大的抱负，然而却也极易招致非议，被视为狂妄不羁之徒。
　　当时在吴国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韩熙载想要得到重用，必须要首先得到他的赏识。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说韩熙载“年少，放荡不守名检”，徐铉所撰的《韩熙载墓志铭》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当时中原之士南迁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独韩熙载没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从事，可能跟他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有关。好在韩熙载并不以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十年以后，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禅代，正式建国称帝，才把韩熙载从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书郎之职，掌太子东宫文翰。秘书郎，从六品上，其本职工作是掌管国家图籍的课写之事，但韩熙载却被派到太子东宫，可见李昪对他仍然心怀疑虑。从李昪对韩熙载所说的一番话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意思，他说：“卿虽然早登科场，但却未经世事，所以命你任职于州县，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饬，辅佐我儿。”
　　不过韩熙载却不这样认为，后来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对人说：“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为我是幕客之后。”韩熙载的父亲是观察支使，属于幕职官系列。韩熙载的言下之意是说因为自己门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见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会下层，如何会以门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齐丘等许多人，均属于门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会独独对韩熙载另持一套标准？李昪生活简朴，处事谨慎，不喜张扬，而韩熙载却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节，自然难以获得李昪的赏识。可见无论多聪明的人，认识别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难。
　　正因为如此，韩熙载对自己的此次升职，并没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称谢。他每日在东宫与太子李璟谈天说地，论文作诗，日子过得倒也安逸。韩熙载在东宫一待就是七年，与太子的长期相处，使李璟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韩熙载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位。因为韩熙载是东宫旧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员外郎虽然仍是六品的官职，但毕竟是尚书省郎官，在唐五代属于清选之官，升迁的前途较好；唐五代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绯（红）袍，韩熙载是六品的官员，按规定不能服绯，所以李璟特意赐绯，这样他就可以与五品官一样穿绯袍了。又因为先主新丧、新帝即位，礼仪繁多，所以李璟又给韩熙载加了太常博士之职。这个官职掌五礼，拟谥号，是国家在礼仪方面的学术权威，可见李璟对韩熙载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韩熙载除了谈论诗文外，从不过问政事，出于报答李璟的缘故，此时的韩熙载无所隐晦，尽展平生之学，凡应当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积极的姿态参预其中。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须给其拟定一个庙号。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认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庙号应称“宗”，韩熙载与司门郎中萧俨、给事中江文蔚等，均认为李昪乃是中兴之君，应当称为“祖”，于是遂确定李昪庙号为“烈祖”。在这件事上韩熙载的作为甚得中主李璟的欢心。但是韩熙载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满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号为保大。韩熙载认为按照礼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还说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师古，何以训人？”李璟以诏书已颁，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虽然韩熙载此举没有得到李璟的赞同，但由于李璟是一个宽厚的人，并不影响他对韩熙载的信任。在这个期间，韩熙载对吉凶仪礼不当者十数事，一一进行了纠正，尽到了太常博士的职责。对于韩熙载的这些表现，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韩熙载以本官权知制诰，对他委以更重的职责。
　　按照唐五代时期的制度，置中书舍人六员，以其中一员掌管起草诏敕的工作，称为知制诰；如果以其他官员掌管这项工作，则称兼知制诰，或权知制诰。韩熙载能任此职，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对他的信任外，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他的权力。韩熙载所起草的诏诰，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风，甚得舆论的好评。韩熙载毕竟是书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尽心为国，全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任知制诰以来，感中主知遇之恩，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批评弊端，章疏连连不断，引起朝中权要的极大忌恨与不满，尤其是宋齐丘、冯延巳的不满，从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枢密使陈觉擅自调发汀、建、抚、信等州军队进攻福州，中主李璟惟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率军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诸将争功，加上吴越军队的增援，南唐军队大败，损失惨重。四月，李璟下诏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宋齐丘、冯延巳等从中斡旋，竟然免死，将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弹劾宰相冯延巳、魏岑怂恿进攻福州，应该治罪，结果反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在这场战争中，南唐元老宋齐丘与冯延巳大肆鼓吹开疆拓土，对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韩熙载又与徐铉上表纠弹宋、冯二人与陈觉、魏岑等结为朋党，祸乱国事，并请求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以正国法。李璟不得已贬冯延巳为太子少傅、魏岑为太子洗马，但是不久魏岑就官复原职，而冯延巳却被任命为昭武军节度使。
　　宋齐丘与冯延巳等人本来就对韩熙载不满，韩熙载此举更加深了他们的忌恨。数日后，由宋齐丘亲自出面诬告韩熙载嗜酒猖狂，其实韩熙载并不善饮酒。因为此时宋齐丘党的势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将韩熙载贬为和州司士参军，不久又调任宣州节度推官。
　　在外州数年后，他才得以调回金陵重任虞部员外郎，等于转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职。后来从员外郎逐渐升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因为韩熙载毕竟是中主李璟当太子时的旧僚，且颇有才华，于是李璟又给他赐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书、门下侍郎等未达到三品的重要官员，如有必要，才可赐紫，而韩熙载仅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赐紫，说明李璟对他仍然是信任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提升做好了铺垫。果然不久，韩熙载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来，后周大军进攻淮南，连败南唐军队，中主李璟数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率大军抵御周军。韩熙载素知陈觉志大才疏，忌贤妒能，前番统兵攻取福州，损兵折将，致使南唐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坚决反对。他说：“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必再任命监军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时，曾一度有意立李景达为太子，此事虽然未能实施，但毕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阴影，把兵权交给李景达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陈觉进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韩熙载的劝谏自然不会被采纳，然李璟的固执己见，却为南唐军事的惨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一时期南唐军队虽然屡败，但由于后周军队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四处袭击周军；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县又有不少相继被收复。南唐的寿州守将刘仁赡出兵攻击围城的周军得手，杀伤数万，焚毁其器械无数。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刘仁赡派人至李景达驻扎的濠州，请求派大将边镐来守寿州，自己乘胜率军出城与周军决战。由于陈觉的干扰，刘仁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刘仁赡愤郁得疾。这时各地周军纷纷撤退，准备集中兵力攻取寿州，南唐诸将请求乘机据险邀击周军，而朝中权要担心事态扩大，不许行动，致使周军安然退至正阳，使寿州之围更加难以解救。李景达虽为元帅，却处处受到陈觉的牵制，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陈觉手中，而陈觉拥兵五万，无意决战，将吏畏其权势，无人敢言。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却发生了南唐大将朱元临阵叛变降敌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朱元奉命担任淮南西北面应接都监，他连下舒、和二州，驻军紫金山。朱元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每战誓众，慷慨陈词，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陈觉与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权，中主李璟于是命杨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统军。杨守忠到前线后，陈觉以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至濠州议事，谋夺其兵权。朱元闻知，悲愤欲自杀，其门客劝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万馀人归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诸军崩溃，纷纷沿淮河东逃，被事先埋伏的周军截击，死伤及投降的达四万馀众，抛弃的船舰器械不计其数。李景达、陈觉狼狈逃回金陵，大将边镐、许文稹、杨守忠被俘。寿州援兵断绝，守将刘仁赡忧愤而死，寿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后周战舰直入长江，布列江面。南唐彻底战败，只好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
　　中主李璟不听韩熙载的劝谏，终于酿成战败的大祸。从此南唐积贫积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胁，李璟被迫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欢，终于一病而亡。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兼修国史。不久因为改铸钱币之事，韩熙载与宰相严续争论于御前，韩熙载辞色俱厉，声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礼，改授秘书监。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后又因为其旷达不羁，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来，重任旧职。
　　这一时期韩熙载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宽仁厚爱，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间尚能相安无事。比如后主纳小周后时，在宫中大宴群臣，韩熙载却赋诗讽刺，而李煜未加谴责。有一次，李煜狩猎于青龙山，返回金陵后，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韩熙载再次上书进谏，认为此事自有司法部门负责，监狱非君主所应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后主也没有怪罪于他。开宝元年（968年）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非常赏识，遂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
　　韩熙载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宋齐丘势盛时，自以为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给人撰写碑志，而韩熙载因为八分书尤佳，所以每逢此类事，都由宋齐丘起草文字，而由韩熙载进行缮写。韩熙载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询问何故？答曰：“文辞秽且臭。”韩熙载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喜好奖掖后进之士，因此时常有人投文求教，当遇到那些文字低劣的文章时，他遂令女伎点艾熏之。当见到求教者时，故意批评说：“怎么您的大作这么多艾气啊！”据载其出使中原时，有人问道：“江南人为何不食剥皮羊？”韩熙载回答说：“这是江南多产罗绮的缘故。”当时问者还没有弄懂其意，等到后来醒悟过来，韩熙载已经离去多日了。
　　据《玉壶清话》卷四载：后周曾派遣陶谷出使江南，以观察虚实。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容色凛然，宴席之间，从未谈笑，显得道貌岸然。韩熙载对其亲朋说：“我辈经事已多，历官多年，陶公何必如此？我观此人，非端介正人，诸君请观，吾有法使其露出原形。”于是命歌妓秦若兰冒充驿卒之女，旧衣竹钗，每天早晚在馆驿中洒扫庭院。秦若兰容貌秀美，即使宫掖之中也很少有如此佳丽。陶谷见其美丽，遂上前询问其家世，秦若兰说：“妾身不幸，夫婿亡故，无处可归，托身于父母，就是馆驿中守门的那对老夫妇。”陶谷爱其美貌，遂成好事，并赠《春光好》词一首。数日后，中主李璟设宴于澄心堂，命以玻璃巨盅酌满酒，请陶谷饮之，陶谷不理不顾，李璟便将秦若兰叫至席间，令其演唱前日陶谷所作之词：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是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陶谷听后只能愧笑，于是再也不敢推诿，连酌连饮，醉吐茵席，南唐君臣仍不作罢。陶谷由于这个原因，遂为中主李璟所轻视，北还之日，只命几个小吏设薄宴于郊外相送。等到陶谷回到汴梁时，其在南唐的所作所为及其所撰之词，已经传遍了京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陶谷后来始终不被重用。
　　关于此事，宋人周所撰的《清波杂志》认为可能不实。尽管如此，由于这则故事颇能反映韩熙载为人处事的风格，故附述于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十月，韩熙载奉命与太府卿田霖出使中原，参加宋朝皇太后的葬礼。被宋朝久留而不遣还，韩熙载遂题诗于馆驿的墙壁之上，诗曰：
　　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
　　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
　　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还有一种不同的记载说，其所作诗共有两首，除了前面一首外，还有一首是：
　　未到故乡时，将谓故乡好。
　　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
　　目前相识无一人，出入空伤我怀抱。
　　风雨萧萧旅馆秋，归来窗下和衣倒。
　　梦中忽到江南路，寻得京中旧居处。
　　桃脸蛾眉笑出门，争向门前拥将去。
　　这两首诗是否是韩熙载所作，还不好论定，尤其是后一首，更可怀疑。不过这两首诗倒是客观地反映了韩熙载当时的心境，因为韩熙载青年时离乡，相识的故旧皆已故去，而妻子儿女又皆在江南，加之此时的韩熙载已届六旬，思念江南，盼望归去，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韩熙载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见识学问都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入仕南唐以来多次进言，均能切中时弊。但是至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统治岌岌可危，而李煜却不想有所作为。韩熙载知大势已不可扭转，遂纵情于清歌艳舞之中，这种行为是朝野清议所不能容忍的，也与一个朝廷大员的身份极不相称。
　　韩熙载本来家财颇丰，除了每月丰厚的俸禄收入外，由于他文章写得极好，文名远播，江南贵族、士人、僧道载金帛求其撰写碑碣的人不绝于道，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加上皇帝的赏赐，遂使韩熙载成为南唐朝臣中为数不多的富有之家。正因为韩熙载家富于财，所以他才有条件蓄养伎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家财耗尽后，仍未有所改变，每得月俸，就散于诸伎，以至于搞得自己一无所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成盲叟模样，手持独弦琴，令门生舒雅执板，敲敲打打，逐房向诸伎乞食，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有时碰到伎妾与诸生私会，韩熙载便不进其门，还笑着说不敢打扰你们的好兴致。以至于有的伎妾夜奔宾客寝处，其客有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畔着衣裳。”
　　韩熙载的这种行为，有意造成了放荡不羁、不堪重用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仅靠游戏般的乞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不能度日、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后主上表哭穷，后主李煜虽然不满，但还是以内库之钱赏赐。于是韩熙载索性不再上朝，被人弹劾，贬为右庶子，分司于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遂尽逐诸伎，一面单车上路，一面上表乞哀，当后主将他挽留下来后，以前所逐诸伎又纷纷返回，韩熙载也重新回到了以往那种纵情声色的日子。后主李煜感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韩熙载才华横溢，也曾经立志报国，却放荡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颇多猜测。
　　后主李煜曾经想拜韩熙载为相，这在《宋史》、《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陆游《南唐书》等诸多典籍中都有所记载，应该是确实无疑的，这也很可能是李煜派人去韩熙载家绘制夜宴生活图景的原因。在诸多的传闻之下，李煜颇想知道真相，以便确定是否重用。顾闳中大概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使命，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还有一种说法，见于《五代史补》，说韩熙载晚年生活荒纵，毎当延宾客请谒，先让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韩熙载才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同时还有医人及烧炼僧数人，毎次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后主李煜知道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因为韩熙载是朝中大臣，不想直指其过，于是命待诏画图以赐之，使其自愧。不管怎么说，从这一点来看，后主李煜了解韩熙载夜生活的目的，都是出于善意，或欲重用，或欲促其能有所改正。
　　关于韩熙载纵情声色、躲避拜相的真正原因，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与《钓矶立谈》等书均说：韩熙载“认为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我们连弃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能够接受拜相，成为千古之笑谈？”在这一时期，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完全破灭了，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迫在眉睫，个人内心和客观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痛苦在折磨着他，使他除了以声色自娱来安慰和消磨自己外，已别无出路。这就是我们看到《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在欢宴时，非但不是心情欢畅，反而表现出悒悒不乐、心情沉重的表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韩熙载在六十九岁的时候死去，那一年是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尽管也有野史记载他是被谋害致死的，不过这些均为无稽之谈，不足于采信。韩熙载死时毕竟已经六十九岁了，在古代社会已经算是高龄了，加上其晚年纵情声色，心情又非常郁闷，寿终正寝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韩熙载死后，后主李煜非常痛惜，欲赠其同平章事的官职，遂问左右前代是否有这样的先例，左右回答说以前刘穆之曾赠开府仪同三司。于是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曰“文靖”，这在古代已经是极好的谥号了。韩熙载死时家里已经非常贫穷，棺椁衣衾，都由后主赐给。后主又命人为其选择墓地，要求必须选在“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后来将他埋葬在风景秀美的梅颐岭东晋著名大臣谢安墓旁。李煜还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铉为韩熙载撰写墓志铭，徐锴负责收集其遗文，编集成册。这种待遇对于臣下来说，可谓荣耀之至了。
　　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因为是北方人，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李后主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鸠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李煜对韩熙载的放荡行为很不满意，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仔细观察韩的所作所为，然后画出来给他看。这幅画今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画名就叫《韩熙载夜宴图》。
　　绢本，重设色，纵 28.7 厘米，横 335.5 厘米，藏故宫博物院
　　顾闳中，江南人，五代时期南唐画院待诏。他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构图严谨精妙，人物造型秀逸生动，线条遒劲流畅，色彩明丽典雅，在技巧和风格上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五代人物画的风貌。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分裂的年代，而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对意境的追求和对情趣的探索，使山水画与花鸟画得到新的发展，预示着绘画将由叙事状物转向抒情达意的更高层面。五代人物画也更为精进，融汇了秦汉的纯朴豪放，魏晋的隽永含蓄，逐渐将大唐的恢宏绚丽淡化疏朗简雅的风尚。然而人物画并未能摆脱“宣教化、助人伦”的世俗功能，要求生动地再现现实的事件和人物，在客观上直接促进了写实技巧的发展。从古代人物画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一些历史事件，还可以通过那些或禾农丽丰腴、或柔淑温婉的生动形象了解那个时代的面貌和人们的精神境界。
　　据《宣和画谱》记载，《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夜至韩熙载的宅第窥视其夜宴的情景而作的。画中的主要人物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出身北方豪族，避难来到南唐，李后主欲命其为宰相，而韩熙载见国事日非，不愿担当此任，遂终日纵情声色，与宾客作长夜之饮，画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真有其人，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韩常的常客。画卷里，韩熙载虽放浪形骸，但始终双眉紧锁，难掩忧心忡忡。桌案都比较低矮，正是由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的过渡时期，琵琶箫鼓、秀墩床榻，室内的陈设器物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特点。现实主义的题材要求画家深入地观察生活，捕捉生活细节，目识心记，悉心体会，然后艺术地再现，把自然形态上升为艺术形态。
　　《夜宴图》采用了我国传统表现连续故事的手法，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分段，以屏风为间隔，主要人物韩熙载在每段中出现。通过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等情节，叙事诗般描述了夜宴的全部情景。画家在构图上作了精心安排，每段一个情节、一个地点、一个人物组合，每段相对独立，而又统一在一个严密的整体布局当中，繁简相约，虚实相生，富有节奏感，图中三个屏风绝不雷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画家巧妙的构思。人物的趋向动势变化丰富，疏密向背有致，神态动静相宜，全图之势蓄于画卷之内，紧密而富有张力。第三段景物中安置了一枝烛台，红烛高照，点明了《夜宴图》特定的时间，而并不精心描绘夜色，这种中国传统式的意象表现手法与方式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画家对人物的刻画尤为深入，以形写神，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平。五代人物画中肖像画的技巧前所未有地发展，顾闳中就是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古代称肖像画为“写真”，“真”就是指对象内在的精神本质，即“神”，具备了高超的写真技巧，对创作人物画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通过对不同对象的形体姿态、目光手势的相应描绘，画中人物有的弹奏舞蹈，有的按拍欣赏，情态生动。而对主人公刻意描绘，曲尽神形。韩熙载形体高大轩昂，长髯，戴高巾，从倚栏倾听，到挥锤击鼓，直到曲终人散，各个不同的场合始终眉峰双锁，若有所思，沉郁寡欢，与夜宴歌舞戏乐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韩熙载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人物特殊的个性，十分传神，由此深化了《夜宴图》的内涵。
　　无论是设色还是用笔，《夜宴图》的表现技法堪称精湛娴熟。古人善用矿物质颜料作画，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璀璨夺目。《夜宴图》多处采用了绯红、朱砂、石青、石绿等色，对比强烈，而整个画卷统一在墨色丰富的层次变化中，色墨相映，神采动人。古人作画，专尚用笔，在准确地把握了对象的形体特征以后，用笔除了勾画出对象的外在轮廓之外，同时具有表达对象本质的要求，线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元素，在东方绘画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味。用笔的变化概括起来说是“轻重疾徐，偏正曲直”八个字，实践起来却是千变万化，全凭画家妙悟，自然灵变。《夜宴图》用笔挺拔劲秀，线条流转自如，铁线描与游丝描结合的圆笔长线中，时见方笔顿挫，颇有韵味。人物衣纹组合丰富有变化，须发的勾画“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画尽意在，塑造了富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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