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
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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