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外星文明来到地球了，他们给人类提出一个条件，你们当我的宠物或者更残酷的，你们到我们的养殖场，长到多少岁杀了吃，你们答应还是不答应。”

　　沿着这种面对他者的不确定性，两位作家探讨了这种不可知的最大挑战究竟是来源于未知，还是来源于人性。刘慈欣认为首先人类大大低估了外星文明的不可知性。

　　刘慈欣说：“真正穿越千万光年到达我们世界的有超级智慧的外星文明，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即我们真的能认出那是文明吗？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一群蜜蜂真的认为我们是一种文明吗？它们也许在想，这些人蜂蜜在哪里找不到，花在哪儿找不到，他们造蜂巢，造得太糟糕了，一点都不标准，因此它们没有办法认出我们是超级智慧。同样的，真正的外星超级智慧到达我们世界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即便我们真的和一种文明面对面，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来自于一个文明还是来自于一种自然现象，到时候可能很难区分的。我们要理解他们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得多，而双方如果想要平等地交流，除非对方放下身段，就跟我们放下身段跟蜜蜂交流一样，这是我们面对的严峻现实。”

　　而在回答挑战来源于人性本身还是来源于未知文明时，刘慈欣说两者皆有。外星文明的出现对人性、政治和社会形态，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可能性。科幻小说作者的工作是把这些可能性排列出来，但却并不知道究竟哪种可能性会真的发生。其中一种可能是一旦外星文明出现，对人类造成了威胁，人类文化将更具有作为种族总体的意识。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外星文明的出现加剧了人类内部的分裂。“比如，我们跟他们合作还是与他们对抗。我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假如外星文明来到地球了，平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他们给人类提出一个条件，你们当我的宠物或者更残酷的，你们到我们的养殖场，长到多少岁杀了吃，你们答应还是不答应，不答应就完了。针对这个条件人类肯定产生巨大的分歧，会有一部分人答应，会有一部分人坚持抗争，坚持抵抗，还有一部分人可能选择某种更奇怪的途径。这种分歧是致命，是巨大的分歧，也许会在人类文明的内部产生你死我活的战争。”

　　罗宾逊认为，如果人类移民到火星，更大的挑战将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类与火星文明之间的关系。去了火星后，如果那里有足够多的人类，在地球上的问题在火星上将会依然存在。罗宾逊说环境会限制人类生存的条件，但是其实火星仅仅只是地球处境的一面镜子，因为地球对人类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人类在地球上面，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当人类作为一个全球的文明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一致的方法，人类的协同也没有办法解决环境的问题。

　　罗宾逊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火星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跟我们能不能解决所有地球上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在地球上要支持80亿人口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火星上面也是这样子，这么多人要生存下来，我们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很可能出现人杀人的现象了。当然了，我们也擅长合作，在未来我们肯定会制造出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

　　刘慈欣：我是个乐观的人，很多学者因此抨击我

　　“我认为要达到我所认为的那个乐观的人类美好未来，可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还得在这中间某些关键阶段，做出至关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如果做错了，可能未来就是悲观的。”

　　刘慈欣说，科幻文学和传统的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区别，是后者集中于描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科幻文学在描写这两种关系的同时，则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到人和大自然，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这是科幻文学对于文学的一个超越。

　　在谈及自己是个乐观还是悲观的科幻作家时，两位均表示是乐观主义者。

　　刘慈欣说：“说起来我绝不是一个悲观的科幻小说作者，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对科学所创造的未来，充满乐观，因为我的这种乐观，还被很多的学者感到很不满意，抨击我。我认为要达到我所认为的那个乐观的人类美好未来，我们可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还得在这中间某些关键阶段，做出至关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如果做错了，可能未来就是悲观的。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我相信科学和文明是有可能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罗宾逊表示同意刘慈欣的看法。罗宾逊认为科幻小说本身需要一种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告诉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未来，不单单只是考虑到我们自己的未来，还要考虑到社会的未来。当这么考虑的时候，将会有非常好的故事产生。所以在科幻小说当中，乐观是非常自然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未来是不一样的，而且会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所做的就会决定未来的走向。因此，科幻小说作为一种风格，每一个科幻作家，其实都传承了这种信息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