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以前过节时，吃各类鸟。比如大英帝国贵族在中世纪时，每逢节日，吃得煞是奢靡：烤个孔雀（古罗马人也吃这个），来头野猪。问题是这二物稀罕，非王族贵胄吃不起。英国人初到美洲殖民，就很痛苦：苍茫大地路都不认识，哪来的孔雀给你吃？看那厢火鸡肥大壮实，端的是好，于是：大鸡别跑，一起过节吧！——抓来烤吃了，印第安人和移民皆大欢喜。
那时节，人们还没营养学的概念，不知道火鸡营养多丰富、胆固醇含量低，只觉得此物味肉多，吃起来过瘾。在美国漫山遍野都是，又笨，好捉。这习俗飘洋过海，回了英国。16世纪，英国人也觉得吃孔雀吃野猪，一来过费，二来腻了，尝一回火鸡，觉得挺好吃，而且还能跟来宾吹牛：“这是海外殖民地风味！”来宾都叹主人风雅。17世纪，全英国人民都吃上烤火鸡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过节流行吃烤鹅，其实也是受了火鸡的灵感。到现在吃火鸡反而席卷世界，成了感恩节大餐，真也是机缘巧合。
欧洲文学大经典《荷马史诗》里头，《伊利亚特》里出现以下情景若干次，曰：
“当众人作过祷告，撒过祭麦后，他们扳起祭畜的头颅，割断它们的喉管，剥去皮张，然后剔下腿肉，用油脂包裹腿骨，双层，把小块的生肉置于其上。老人把肉包放在劈开的木块上焚烤，洒上闪亮的醇酒，年轻人手握五指尖叉，站在他的身边。焚烧了祭畜的腿件，品尝过内脏，他们把所剩部分切成小块，用叉子挑起来仔细炙烤后，脱叉备用。”
看着很热闹，其实就是希腊式烤肉；现在流行欧洲的土耳其烤肉Kebab，德国人和法国人都当日常馆子吃，其实都从古希腊来。古希腊在烧烤方面很有讲究：公元前千年，已经知道要切小块肉来“仔细炙烤”了，已经知道烤完后要脱叉备用了——就着叉子直接吃，对健康不好。
希腊人对烤东西的爱好，也是从地理上来：多山临海，山珍海味多而少粟米，所以烤鱼简直是古希腊国技。至于杀死可爱的鹿与羊来烤肉，现在看是残忍，古希腊史诗里是英雄好汉。
“可爱到通人性的动物不能吃”这个论题，在各国历史传统面前，是挺无力的。鸵鸟长得也可爱，不妨碍象牙海岸人拿来做鸵鸟肉三明治；孔雀美丽，河马憨厚，但古埃及王公就爱吃这俩货，尤其是孔雀的舌头，罗马名将兼美食家鲁库鲁斯尤其爱吃，当然其中不乏“老子吃得起，你们吃不起”的劲头。然后，随你信不信：澳大利亚人也有吃袋鼠肉的。澳大利亚南部，选袋鼠腰肉香煎后，用澳洲红酒来炖，是上世纪80年代就流行的款待游客菜式。联想到袋鼠活蹦乱跳的劲头，吃时是不是会格外不舒服？但没法子，人类本来就是靠汲取其他生物的养料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世上一定还有人觉得大白鲟和闪光鲟很可爱呢，但因为俄罗斯人不巧发现它们在里海流域不少，其鱼子还是制作鱼子酱的上好佳品，那就下手吧。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逻辑是这样的。
饮食的标准，是随时代浮动了；关于饮食的禁忌，越是上古越少。中国古代平民必须吃狗肉和私宰牛肉来补充热量和蛋白质；日本古代平民如果不吃鲸鱼多半也未必活得到这时候；其他鸵鸟、袋鼠、河马、火鸡，古代没有动物保护法，大家物尽其用，为了生存而搏命，见什么就吃什么，无可奈何。你可以说现代他们吃这个不文明不高雅，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我们能活到现在，真是靠我们的祖先见什么吃什么——也包括狗肉——一路存活下来的。
现代的对峙，其实出于两种派系。派系一，姑且可称为“历史派”，比如中国人吃狗肉，日本人吃鲸肉，此乃古代的饮食传统源远流长，千古而下，“以前能吃，现在怎么不能吃了”；派系二，姑且可称为“文明派”，比如反对吃狗肉，“因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宠物的热爱和动物保护是个大话题姑且不谈，但其实“文明派”能这么做，也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其物质基础，还是现在肉食供应（或其他热量供应）已经成了工业生产一部分，大家都不愁没肉吃，所以觉得可以放走可怜的狗了。
反过来，因为牛之于耕地没那么性命攸关了，所以中国人现在也不反对吃牛肉了——牛都要哭了：耕了那么多年的地，就因为不如狗萌，要挨吃了！
话说以上诸派，当然没必要强求一致，只有一点值得参考：
日本人对待捕鲸的态度，是虚心接受，绝不悔改。你谈动物保护，我谈法律，跟国际各组织认真打官司，软磨硬泡，讨价还价，由法律制定控制鲸的捕捞量，在法律允许下吃。
其实吃东西这事，尊重历史也罢，爱护宠物也罢，到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法律。抗议、强抢、抵制、声讨，都是软策略。人生于世，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在造孽。众生平等，吃狗吃猪，吃鱼吃羊，猪狗牛羊都肯定会不高兴，但你也没法周全众生。所以只要不违法，别的真顾不了那么多。讨论狗肉问题，到后来无非就是规范法纪：狗肉让不让吃，怎么吃，明文见法，然后各取所需——日本人就在不违反法律情况下，在西方人恶狠狠瞪视下高高兴兴吃鲸呢，一个道理。
张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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